红楼，是湘雅医学教育系统的代名词，它见证了湘雅百余年变迁、发展的脚步，留存着湘雅的记忆。作为湖南省省级、位列长沙市近现代文物中规模最大的建筑群，历经百年沧桑，在无数人走进这座写满历史的大楼时，红楼这座医学圣殿也缓缓走向了新世纪。

诞生之旅

1901年，耶鲁大学毕业生劳伦斯.德士敦、查理.士维克等人从中国经典《论语》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中挑出“雅”、“礼”二字来取代“耶鲁”。他们将“在华耶鲁协会”正式命名为“雅礼协会”，决定在长沙创办医学院和医院。1905年春，在印度工作的美国医学博士爱德华·修姆接过了雅礼协会的橄榄枝来到长沙，筹建医院。为尽快融入当地生活，他改名为胡美，并在1906年假借他人之名，在长沙城西牌楼买下中央旅馆，创办雅礼医院。1911年又办起了雅礼护病学校。

1912年，医院外科医师颜福庆应邀前去为湖南省政府主席谭延闿医治顽疾。在这次诊断中，颜福庆敏锐地注意到谭延闿有高热、咳嗽、咳铁锈色痰等病症。他立即采取了更加细致的检查，最终查明谭延闿患的是大叶性肺炎。精通西医的他对症下药，悉心照料，谭延闿得以痊愈。此事让谭延闿对现代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诱发了他产生引进西医西药技术的想法。这一点，与雅礼协会在长沙的未来理想——建立一座西医院不谋而合。自此，雅礼迎来了历史上的转折点，谭延闿以省政府的名义与雅礼协会以雅礼医院、雅礼男女护病学校作为投资实体，与湖南省政府合作成立湘雅医学教育系统（专门学校），医院也更名为湘雅医院，并选新址建校建院。“湘”即湖南，“雅”即雅礼，“湘雅”这名字正是两者友好合作的标志。

在医院选址问题上，雅礼协会看中了长沙城北空旷、安静的蔴园岭一带，决定将其选作新校址，并在1914年聘请了美国著名的建筑师亨利·基拉姆·墨菲设计湘雅、雅礼两个校园，其中包括医院大楼。多次来访中国的墨菲深受中国传统建筑和文化的影响，他对中国传统建筑表现出极大的尊重，试图在西方现代与东方传统建筑中寻找一个平衡点。

经过墨菲的多次调整设计后，一座配以飞檐斗阁的砖混结构的中式建筑风格的西医医院终于在长沙北郊的蔴园岭耸立起来。它采用红砖木结构，歇山式屋顶，表面覆盖钢筋混凝土，挑檐靴头爪角，上饰回纹收尾，盖栗色筒瓦，谷黄色正脊，局部点缀中国传统的花样纹路。因为建筑呈现红色，被人们称为“湘雅红楼”。红楼整体呈凹字型，开口朝南，犹如张开双臂的巨人，迎接古城长沙经北门而出的人们。素爱书法、自成一家的谭延闿，亲自题写了“湘雅医院”四个大字，这四个字被放大刻在汉白玉大理石上作为医院大门的门牌。

后来担任湘雅医学院院长的凌敏猷在《从湘雅到湖南医学院》一文中这样描述这座红楼：金色琉璃瓦，红白相间群墙，掩映在江南郁郁苍苍的绿色中。融合了东西方韵律的湘雅红楼，犹如镶嵌于古城中的一幅至美的画。由于当年城北荒芜，没有更多的高层建筑，红楼鲜明地耸立在长沙城北。有老人这样回忆：绵绵湘水绕城而过，船家由北沿江而上，看到湘雅医院的这栋红楼，便知是到了长沙。

战火洗礼

20世纪上半叶，积贫积弱的中国四处战火纷飞，湘雅医院也不得不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在战争的夹缝中生存。

1937年7月7日，日本全面侵华，湖南由抗战后方转入抗战前方。在第一次、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数十万难民涌入长沙。湘雅医学院第一批毕业生张孝骞在《湘雅医学院的缘起和变迁》中这样描述：大量的伤病员从北向南沿着铁路线运往医院。那时整座红楼，人满为患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但只要还有走廊、过道，能搁下一张板床，医护人员就不会落下任何一个病人。

1937年11月24日，日本飞机轰炸长沙火车站。医院院长、美籍医生顾仁听见爆炸声，立即到红楼楼顶铺开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他希望看到美国国旗的日军飞行员不会在这栋大楼上投放炸弹。到了1938年10月，武汉失守，长沙城风声鹤唳，中国政府火烧长沙的“焦土抗战”计划已在布置之中。据当时筹办《长沙力报》的戴哲明撰文回忆：负责长沙城北区域的中国士兵因醉酒而“误事”，等他们醒酒时才慌慌张张去放火。此时湘雅医院一个叫格林的医师巡视医院东面，正值士兵要点火烧医院后墙处的杂屋和住房。他制止了士兵的行为，说有命令不许烧外国人的财产，湘雅红楼才得以安然无恙。

对长沙城里的百姓来说，这座金色琉璃瓦，红白相间群墙的湘雅红楼就是城里的天堂，他们纷纷削尖脑袋往红楼内寻求庇护。在那段时间，湘雅红楼保护了长沙数千名难民。

1941年秋，湘北再起大战，第三次长沙会战打响，因日军在1941年12月8日偷袭美国的珍珠港，制造珍珠港事件，美国被迫参战，日军公然侵占湘雅、雅礼校园，将此作为长沙城北战场进攻长沙城的基地，但日军突不破中国军队在湘春路筑起的防线，战败后退至湘雅、雅礼校园，1942年1月4日，溃退的日军纵火焚烧校园。本是长沙市地标建筑的湘雅红楼，这时却只剩一副被烧毁了的房屋骨架。庆幸的是墨菲当初设计整栋大楼时，着重强调了防火性能，红楼的骨架才得以留存，为后来的重建提供了基础。

奋斗精神

八年抗战烽火，时穷节乃见。在红楼学习过的湘雅学子谭学华、吕静轩、邓一韪、陈文贵、王祥麟，为攻克日军发动的细菌战一刻不停地工作；在时任湘雅医学院院长张孝骞带领下，组成湘雅的医疗救护队、战时服务团，踏着烽火狼烟，先后迁徙贵阳、重庆、沅陵，辗转全国各地，救治军民伤员和难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弦歌未断。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湘雅医务人员陆续返回长沙，望着这座融合了东西方韵律的湘雅红楼已不见往昔的风光，只剩残垣断壁，杂草丛生，他们下决心要修复大楼。

在以雅礼协会为主的民间团体的共同努力下，1946年至1947年间，湘雅医院将原主体为三层的红楼修复并加高至四层。大楼复建时，学校从多渠道筹集资金，在红楼的西面加建了一栋设计为四层楼的病室，为国立湘雅医学院附属医院，紧挨附属医院的西头是新门诊楼。一字排开的红楼、湘雅医学院附属医院、门诊处等建筑，保持了墨菲原设计湘雅医院病栋楼的建筑风格：砖木结构，四周红砖清水外墙，顶面以钢筋混凝土紧固，人字歇山屋顶，室内为水磨石地面，楼梯安装防滑条，铺大理石台阶，内墙面粉白色石膏。

就这样，在一贫如洗的条件下，老一辈湘雅人用一颗颗拳拳之心，相继修复了病栋楼、福庆楼，使湘雅红楼终于重现在世人面前，这也是人们今天所能看到的红楼。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湘雅医学院及湘雅医院迎来了发展的春天。红楼之中，学术讨论会如火如荼地召开；科学研究开展得顺风顺水；治病救人的忙碌场面也井井有条。1951年12月，湘雅医学院代表政府正式接管湘雅，在国家的支持下，湘雅医学教育和临床医学获得全面的长足发展。

在中国现代医学的发展进程中，红楼不仅是中美合作开办湘雅医学的历史见证，也是从湘雅首任校长颜福庆确立，到历任院校长坚持的“精品教育、预防为主、为人群服务”医学教育思想的萌发、形成地。红楼之中，数代湘雅人坚持用这种教育思想，遵从严格的学生管理制度、严谨的治学态度、严厉的处罚措施，练就了扎实过硬的基本理论、基本技能。

祖国建设时期经历的风风雨雨中，湘雅人组织的援朝救护队、援越救护队、国际国防服务队、援外医疗队、援藏医疗队、抗震救灾医疗队、抗洪救灾医疗队等等，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远涉亚非国家。这也无不彰显出毛泽东主席在红楼前的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