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校本部大门进入，走过一条250米的林荫大道，再经过观云池，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座约9层楼高的建筑。建筑主体为白色，镶嵌着的玻璃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便是中南大学的本部图书馆。

从中南矿冶学院图书馆到中南工业大学图书馆，再到中南大学本部图书馆，这座建筑几经变迁、几度沧桑，和馆内的旧书一样，在时光里渐渐落满了岁月记忆，却历久弥新。

破茧

1952年，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中南矿冶学院诞生了。分别来自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广西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和南昌大学的地质、矿冶系(科)的师生们携带着书籍，赶赴长沙，在民主楼组建了一个仅600平方米的临时馆舍，馆藏图书共27845册。建校第一批学生刘庆林在他的日记本中这样写道：“1952年10月22日，图书馆首次开放，屋小人多，挤得很，但只能阅报，不得借书。”那是本部图书馆最初的样子——只有一张小小的长桌作为师生阅读时的落脚之处，位置常常是满的。为了确定图书馆内是否还有空位，建筑外常有伸长了脖子向里看的师生，结果却多是令人失望的——馆内挤满了密密麻麻的人，他们在书本的世界里流连忘返。

随着学校学科的发展、师生的增加，建校时临时兴建的图书馆越来越无法满足师生们的需求。于是在1959年，冶金工业部投资210万元，在中南矿冶学院新建了一座面积为8000平方米的图书馆（现为中南大学第二办公楼）。

随着藏书的日益增多，书库容量渐渐达到饱和，书本开始存放在阅览教室。刚建成时图书馆有2600多个阅览位置，到“文革”前期只剩600个左右。在十年“文革”那段岁月里，校园里弥漫着躁动不安的气息，唯有一处仿佛独立于世俗之外，那便是图书馆。每天络绎不绝的人流、一个个低头学习的身影、早早摆在座位上占座的书包被时光定格成一张张泛黄的旧照片，没了踪影。“文革”存在过的唯一痕迹，就是墙上的那一张张大字报。在馆内，还有一间叫做“矿业科技研究室”的地方。这里，钟伯谦、周道隆、刘基磐、王惟声等四位已退休的老专家响应教育部颁布的杰出教授退休后仍可工作的规定，尽可能地脱离纷争，潜心学术。四位耄耋老者，几张书桌，收拾整齐的文献……带给了图书馆存在的尊严，也磕磕绊绊地陪着它熬过动荡岁月的侵蚀。

重生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图书馆褪去了沧桑与颓败，重新迎来了一批批莘莘学子。不同于几年前的凄清孤冷，那些早已在人们记忆里泛黄的热闹场景仿若重生一般，再次出现在人们的眼前。每天早上还不到开馆时间，已有许多学生早早地整齐排列在图书馆门口等待着开馆，有人戏称“场面一度等同春运”。出现这样的场景与当时图书馆的借书政策密切相关。据中南矿冶学院电子78级1班的张修如回忆：“当时图书馆有一间很大的阅览室，每种图书在那里都有一本保留本，学生可以把学生证或借书证押在那里，一次借一本，当天借，当天还。如果想连续几天都看同一本书，就必须早点去，去晚了，你要的书就可能被先到的人借走了。”因此，每天早上出现这种“春运”的场景也就不足为奇了。

除了各式专业的书籍和期刊，图书馆还增添了各种各样的小说、散文和诗歌等纯文艺书籍。这些书籍为学生们枯燥的学习生活带来了一些专业外的乐趣。但凡事都有两面性，有些60后的同学控制不住自己，成天泡在小说堆里，沉迷其中无法自拔，甚至影响正常的学习生活。就像中南矿冶学院电子78级张修如的一个同学，有一段时间一整天、一整天地看小说，丢掉了学习。一次他在图书馆没日没夜地看小说时，旁边一位年长的同学实在看不下去了，提醒他：“这样不行，STOP！STOP！”这位同学才猛然惊醒，自己在这段时间到底耗费了多少精力和时间在消遣上，抛弃正常的学习生活而不自知。听了学长的善意提醒，他幡然醒悟，由衷地感谢这位学长的直言不讳，还满面愧疚地向学长道歉，这成了当时图书馆记忆中的一桩美谈。

那个年代，娱乐社交活动也远远没有现在这么丰富，交友也没有如今手机、互联网方便。所以图书馆成为了学生们交友的一个核心场所。在早上排队时，在借阅室学累了出门透透气休息时，两个互不相识的同学总能轻松地搭上话题，建立联系。之后，大家会约着一起爬岳麓山、打球等，图书馆就成为了这样的一个联系中枢。

（未完待续）